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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艺术还远未谈开,青年钢琴家张昊辰的音乐哲学随笔演奏之外

作者:jrs直播 发布时间:2024-09-27 21:01:50

陈丹青

主题:艺术还远未被讨论

时间:2022年7月3日 19:00

地点:乌镇木心美术馆

嘉宾:作家、画家陈丹青

张浩辰青年钢琴家

主办方:乌托邦

张浩辰1990年出生于上海,五岁时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了首次钢琴演奏会。幼时师从林衡、吴子杰、王建中。 2001年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 2005年,他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时任院长加里·格拉夫曼(Gary )。 2009年,获得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成为首位获得此项顶级赛事的亚洲人; 2017年,他获得艾弗里·费舍尔音乐生涯奖。

日本人鼓掌不是很热烈

但他们会继续前行

陈丹青:《超越演奏》是青年钢琴家张浩辰在演奏之外写的一篇音乐哲学论文。今天我想和他谈的一点是,据我所知,他是第一个将舞台表演(尤其是钢琴比赛之类)与体育比赛联系起来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每个人都喜欢观看体育比赛。谁能想到将其与舞台上演奏的人放在一起,试图弄清楚他们的感受?但在我和浩辰的多次谈话中,他有一个描述让我很感兴趣,我想分享给大家。

浩辰,你曾经告诉我,你的演出足迹遍及全中国和欧美国家。你明确告诉我,每个国家、每个城市的掌声都是不同的。

张浩辰:掌声不仅是音乐会的一部分,我认为也是音乐的一部分。因为从上台的那一刻起,你要演奏很多首歌,而且每首歌之间都有掌声。事实上,观众听完上一首歌后如何鼓掌、反应如何,会直接影响你播放下一首歌的状态。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掌声。如果观众在表演过程中保持沉默或发出一些噪音,或者他们什么也不表达,你在舞台上就能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体验,很大程度上,我们当然可以说与每个地方的文化有关。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例如,中国每个城市的南方或北方都是不同的。究其原因,可能与它拥有什么样的草根古典音乐人群,以及钢琴孩子的家长是否多或少有关。

陈丹青:是的,你跟我对比过,北京和上海观众的掌声是不一样的。

张浩辰:北京比较奔放、热情,上海则比较内敛、内敛。但不得不说,这也和音乐厅有关,这可能不是大家想到的。你坐在哪个大厅?当同一城市的观众进入该城市的这个音乐厅或那个音乐厅时,他或她会突然变得更安静或突然变得更激动,这取决于大厅的声音和环境。这一切都很重要。这一切都会被舞台上演奏的人感受到。这对于每个玩家来说可能是主观的,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反映。

例如,与俄罗斯人或法国人相比,日本人就有很大的民族差异。他们鼓掌的并不热烈,但却鼓掌了很长时间。在日本,鞠躬后坐下,屁股一落在凳子上,掌声就停止了。就跟着什么?就像关闭声音或打开电视静音一样,它会立即停止。当你停下来的那一刻,你会感觉自己像真空一样。我们通常将其描述为“你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那一刻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一种安静甚至不自然的感觉。

第二个印象是,演出结束后,我感觉他们不是很热情。当然,有人称Bravo,这是古典音乐的一种文化现象,他们都鼓掌,但我觉得我应该得到更热烈的掌声。但我回来后,我又上去,回来又上去,回来又上去,大概有四五次安可,他们还在敲鼓,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我就知道这就是日本。他们其实不仅认真,而且非常认真、热情。他们表达热情的方式是这样的——他们不会很热情地打鼓,但他们会继续前进。

塞尔维亚战争年代

没有买票的人就躺在音乐厅的屋顶上听。

张浩辰:演出结束后,我走出后台门口,看到很多人拿着东西索要签名。相信很多表演者如果去过日本也会有类似的感受。人们通常会拿走您的 CD、书籍或节目列表。即使在中国,他们也会给你签名的门票。我只在日本见过所谓的签名纸,它印得像一个框架,可以让你在上面签名。

陈丹青:他把这个带到音乐厅来听?

张浩辰:他带到了音乐厅。甚至以后去日本演出,跟乐团或者独奏,我发现有时候他会预测你下午这个时候去音乐厅排练,他就会等着你。排练时的你,从中午开始。当你的车到达并进入后台入口时,他们会要求你签名。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要在演唱会结束后赶回来。日本各地之间的距离相当远,必须乘坐铁路等东西。第二天他们还要上班,他可能等不了了。他在演出前首先索要签名。这是我记忆中非常生动的印象。

再来说一个反例,与日本完全相反。我们知道,起立鼓掌是美国的常态。因为在很多国家,如果特别喜欢这种表演,就会有人站出来,但是极少数人,比如在欧洲。如果你看到大家都站起来,你会想,哇!我的表现确实让他们信服了。我先是在美国留学,在那里他们起立鼓掌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

陈丹青:他们喜欢这样。

张浩辰: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以为大家对我的发挥不满意,因为我想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以前我以为西方好像都是统一的,后来发现这些真的是不同的文化差异。这在美国很正常,但是有一次我打完球在美国二三线城市见到大家,大家都站起来了,大家都在Bravo。我想他们真的非常喜欢它。场面非常震撼,我鞠躬。鞠躬,再鞠躬,我想今天还会再来一场,也许还有两三个。当我走到后台时,掌声停止了,没有了。我很惊讶。刚才的热情是骗我的吗?后来我问后台,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加演的习惯。我们都有起立鼓掌、喊“好”的习惯,但没有加演的习惯。所以这与日本的例子完全相反。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陈丹青:我很想了解俄罗斯。这就是钢琴家的出身。

张浩辰:我在俄罗斯演的戏不多,只演过两次。东欧人民非常热情好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不是在俄罗斯,而是在塞尔维亚。那种热情让我非常感动。后来他们告诉我,在战争年代,没有买票的人会躺在音乐厅的屋顶上。那个时候,屋顶可能年久失修,或者因为战乱而被损坏,里面会有一些缝隙,所以那些人就只是躺着听。这就是东欧人对音乐的热情。

大师上台之前没有人不紧张

“艺术家大胆”不适合古典音乐

陈丹青:您曾将赛场上的经历与古罗马、古希腊的斗兽场——参赛者和周围的人——用钢琴演奏进行比较。关于当你走上舞台、运动员上场那一刻的感受。

我正好在读歌手田浩江刚刚出的新书。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在纽约是好朋友,我经常看到他的表演。但没想到他只比我小一岁。在这个年纪,他会写出这么一本完整的书,讲述他的整个歌剧生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章节,他写道,在所有大师上台之前,没有人不紧张,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缓解紧张的方式。比如帕瓦罗蒂打牌的时候,他会在上台前几个小时或者前一天跟工作人员打牌。多明戈总是带着润喉糖。有一位黑人歌手,他必须找一个没人能看到他的地方祈祷。如果有人发现他正在祈祷,他会显得很不高兴。他必须找一个没人能看见他的地方,再次祈祷。女演员又多了,她们都快神经质了——有一个女演员唱完歌回来就哭了,还劝她、抚她半天。哭完后,她仰起头走了出去。她唱得太好听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她回来了,又开始哭了。等等。

我就问田浩江怎么办?他说演出开始前他很激动,所以不要碰他,否则你会生气。他唯一能解脱的办法就是去弹钢琴,什么?播放《北京金山上》、《毛主席的好战士》。我最喜欢播放的歌曲是“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首歌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唱的,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可能仍然很熟悉。他说,打完之后,他会慢慢地、慢慢地缓下来,然后再上来。

你呢?我听你们中国的经纪人说你们好像有一块手帕或者一块白布?

张浩辰:我分两部分讲。第一个是你说没有大师上台前不紧张的。这确实是真的。

陈丹青:钢琴家也是这样吗?

张浩辰:同样的。我在书的最后写了舞台,也讲了一些我听到的一些钢琴大师的八卦。不过这里就不重复了,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想,而且我想大多数学钢琴的孩子都会想,那些大师在舞台上是那么的轻松和自在。中国有句俗话:“功夫高,胆大”。我现在发现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至少不适合古典音乐。有些人并不紧张。数量很少。这和性格有关系。

陈丹青:像罗马尼亚钢琴家拉杜鲁普一样,你说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

张浩辰:是的,他很紧张。

陈丹青:他也紧张吗?

张浩辰:是的,他背后也得有人真正把他推下舞台。不是豪言壮语,只是把它推出去,否则他就无法前进。很多人都是这样。由于舞台恐惧症,霍洛维茨已经离开舞台12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波里尼,我听说他上台前很激动。事实上,音乐厅里有噪音。当观众满了的时候你就听不到了。如果场地完全空旷,有空调或除湿机或其他噪音。如果声音再大一点,就会让人难以忍受。

当我十四、十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紧张。

你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陈丹青:我在北京听过他一次。

张浩辰:我没听过他现场,只是听说过。其实我也很好奇。如果我在他们身边,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我是不是会感到更安心?因为当我听到有些大师紧张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些表演中我感觉好多了。

我的情况是什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上舞台,我必须带一个玩具。妈妈说她要办一场个人演唱会,一个人来演奏整首曲子。我哪里说的?她说就像你在课堂上表演一样,在这么大的礼堂里,在启蒙老师的家里。我说是的。原来,那是上海音乐厅。到了会场,一看场地好大,感觉好像有一两千人。我并不紧张或害怕,因为我被骗了。我真的不明白紧张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只是想,“哦,我们就玩吧。”但我说,我必须把我的玩具,一辆冰淇淋车带到后台。

陈丹青:我从来没有见过冰淇淋车(笑)。

张浩辰:这是一个90年代生产的简陋玩具,可以自己走动。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喜欢玩可以驾驶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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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哪一首被带到了钢琴前?

张浩辰:不用,把他带到我身边,跟着我到后台更衣室去。我第一次感到紧张是在我十四、十五岁的时候。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哦,原来这叫紧张啊。你会想到一些你从未想过的画面。

陈丹青:这个经历很有趣,是一个成人礼。

张浩辰:你会想,如果我打得不好,同学们都笑我怎么办? “如果老师对我失望怎么办?”突然间,这些你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就会进入你的脑海。那是我在十四、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紧张。这个东西一旦出现,它就会在那里。以后你会想,我会不会越长大,就越被这些想法占据,或者越紧张。如果我老了我该怎么办?那可不像是被几座大山压死的。原来大师们都这么紧张,我心想:没关系,很正常。

陈丹青:现在还能做吗?

张浩辰:这要看现在的情况。

陈丹青:什么情况下你会紧张?

张浩辰:没准备好就紧张,感觉“有点力不从心”的时候就紧张。但这都是主观判断。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并不重要。通常这样的时候我会有点紧张,但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与自己和解。我想当我上台表演的那一刻,我不知道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什么样子。其实这是一个与自己斗争或者与自己和解的过程。相当于有另一个自己在安慰自己,“你现在就可以了”。有时那个人会再次指责你并说“你做不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上台时总是带着手帕,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的手出汗了。但也有一些事情,比如你可能认为很荒谬的举动。我的手机会放在后台更衣室的钢琴中间。必须将其放置在该位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个人的经历。

陈丹青:为什么?

张浩辰:我不知道。

陈丹青:你还记得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吗?

张浩辰:我不记得了。

与自己战斗的过程

自我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陈丹青:到你想起来的时候,这个习惯就已经改不了了吗?一定要放进去吗?

张浩辰:不是不能改变。我还没有想过要改变它。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习惯的,但我想我曾经做过一次,就在那时我就这么做了。因为我的手机总是我上台前最后跟着我的东西。意思是除了表演服装外,你赤裸上身,并戴上手帕。上次你去洗手间的时候,有一部手机,你把它放在哪里?我只是看了一眼钢琴,把它放在中间。位置不应偏移。我真的走到台上才发现我的手机位置不对。我回到更衣室,把它移到中间。我会有这样的经历。我通常戴眼镜,但当我表演时,我戴隐形眼镜。这也是我上台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我戴隐形眼镜。

陈丹青:是的,视频里你好像没有戴眼镜。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张浩辰:因为我以前戴眼镜,有一次眼镜差点飞掉,所以我开始戴隐形眼镜。那天我戴的隐形眼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这就像一个警告。如果我今天戴眼镜舒服的话,因为我平时不戴,只有表演时才戴。一旦他们感觉舒服了,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能表现得很好。如果今天隐形眼镜感觉不太舒服,我就觉得今天有什么问题。只是一些非常微妙的心理暗示。但有时当我感到不舒服,真的不舒服时,我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不相信这种邪恶。有时你会突然否认自己的迷信。如果手机没拉直,我也会说,没关系,现在就是玩的时候了。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和自己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和自己和解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这样。

陈丹青:我还有一个好奇心。我在过去一篇关于音乐、关于音乐纪律问题的文章中写过这个问题。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那些人还在弹钢琴。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他们能够继续演奏,所以我将其解释为一种音乐学科。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那时,很少有机会看到真正的表演,比如拉小提琴、独奏等。如果他突然想放屁怎么办?或者他憋尿或打嗝。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就像你昨天演奏的是一首很长的曲子一样。

张浩辰:我觉得不会,因为首先我在台上不想打嗝、咳嗽。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很多年前,有一次在上海,一场演奏会,演出时间是7点30分。 5点30分左右,我感觉喉咙发干,然后双腿发软。那时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我发烧了,可能是因为旅途劳累,休息不够。但到了6点30分,我可能已经练习完毕回到更衣室,观众也即将进场。当时我就开始狂咳,喉咙痛,头晕。

陈丹青:如果是田浩江就完了,戏子就完了。

张浩辰:是的。我正在考虑该怎么办,所以我在上场前的最后一刻告诉自己要忍住咳嗽。但一上台我就开始演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当我走下舞台时,我发现我不再咳嗽了,也没有发烧或虚弱的感觉。现在想来整个表演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至少我没有感觉不舒服。

陈丹青:那你还记得你大部分表演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吗?演出了这么多场,有多少场呢?

张浩辰:当然不是全部都记得,但是有很多是有一定印象的,或者是对某个时刻、某个点有记忆。体育运动员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当你的精神高度紧张、高度集中时,你的身体就会发生变化和调整。

毕竟音乐表演有舞台观众

竞争就像足球点球大战

陈丹青:你看体育节目吗?是不是那种喜欢,就像足球比赛来临时,你想观看所有重要球队的比赛?

张浩辰:不会。我会看奥运会和世界杯,因为它们给我放假。我通常偶尔会看几场俱乐部比赛。

陈丹青:差不多吧。我从不看体育节目。我没有兴趣。我对任何比赛都没有兴趣。但我喜欢看奥运会。我喜欢看入学典礼和开幕式。很多人步行半天,一次一国,特别喜欢看。同样吸引我的是,他赢了,终于赢了,那种狂喜和疯狂。还有,如果你输了,而且输得那么不公平,你会很惨,在地上打滚什么的。您是如何想到将其与您的表现进行比较的想法的?所谓同理心是什么意思?

张浩辰:很难说我会被你刚才提到的胜负表情所吸引,或者说是有一些共鸣。

陈丹青:可能我听不懂。我从不参加比赛。我讨厌竞争。我的工作你不用竞争,你自己玩就行了。当我有艺术展览时,我不会去那里。画画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但你不一样。一是紧张到可以上台表演,二是竞争,公开竞争。

张浩辰:大家都在说学音乐去比赛不好,或者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回看自己年轻时的比赛,或多或少都对比赛抱有批判的态度。

陈丹青:但是你必须竞争。

张浩辰:是的。但大多数人却不愿意思考,为什么这么多艺术行业中,只有音乐有这样的比赛作为常态?这不像参加电影节。这是淘汰制,有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不仅仅是给你这个奖,还得给你排名。 。我认为音乐表演仍然有竞争的一面。归根结底,还是有一群人在观看舞台本身。

陈丹青:我想问你的是所谓的舆论。也许对你来说重要的不是比赛,而是运动和舞台表演。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说过这句话。作家和画家不必面对在所有人面前的感觉,但你的职业需要在所有人面前。音乐家不必这样做,但你是一名表演者。

张浩辰:还有一点让我在看比赛的时候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当足球即将开始点球大战时。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记忆。

舞台上的男人不是强者

只要全身心投入这个舞台

陈丹青:什么是点球大战?我从来不看。

张浩辰:如果打平,或者直到加时赛才分出胜负,就会判点球。每个球员必须在指定的点上前踢球。如果球得分,则计为一分。最终,两队得分多者获胜。各队队员并肩拥抱,仿佛在互相鼓励。你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第一个球员走到前面踢球,队友从后面按住他,看这个球员能否得分。

陈丹青:这个场景我以前见过。

张浩辰:那一刻,当我看到即将主罚点球的球员上台时,我感到非常同情。成功或失败取决于此。小时候,老师经常带几个学生去参加比赛。孩子们说他们有竞争心态,但实际上没有。每个人都希望彼此做得好。打完一轮后,你可能会在今天下午完成。第二天,我的师妹、师弟、师兄可能在玩,你可能在下面看。这让我想起了点球大战。你希望他打得好,但又怕他犯错误。在我看来,这种紧张感是观看体育赛事最吸引人的部分。

陈丹青:但是你还没有讲到众目睽睽。观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一个笑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法国的伏尔泰曾经被流放过,最后因为某种原因回到了法国。他受到了红地毯的欢迎,然后他回来了。巴黎挤满了人来迎接他,场面十分盛大。他在马车上,他的随从告诉他,今天全巴黎的人都来了,来接你的。毕竟,他是伏尔泰。他说如果我上断头台,他们也会来。因为你写的是竞技场,观众希望你赢,但同时观众又希望你死。这既令人愉快,他们也会欢呼。你需要观众,他们也需要观众,但观众的心态就是这样。当你打得好时,他们会为你鼓掌;当你打得不好时,他们会看笑话。很多人会很伤心,但很多人只看到笑话。

张浩辰: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台上的人不强,或者说他没有处于强势的位置。我一直觉得舞台上的人很弱。就像老师一样,你说老师很强。我没有当过老师,但站在讲台上,我觉得老师很弱。

陈丹青:谁是强者?

张浩辰:强的是学生,那儿坐了一堆学生。你要说服别人,你要征服别人。事实上,你想征服的人、你想说服的人、试图理解你的人,他们都是坚强的。当我站在舞台上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这是我一贯的想法。那时我并不关心观众。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把自己奉献给了这个舞台,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