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足球球员详细数据 中甲大结局惊现怪现状,永昌冲超背后暗流汹涌
介绍
【要点】见证了20年中国足球的奇怪现状,我不再感到惊讶,希望正在孵化的中超联赛不再是换个名字的文字游戏,而是换个实质,真正解决中国足球的难题。
作者:张斌
图片丨来自网络
11月2日,2019赛季中甲联赛落下帷幕,最后一轮比赛,比赛节奏突然发生改变,青岛黄海已经锁定中超资格,而贵州恒丰和长春亚泰则将面对没有夺冠野心的北京体育大学、积分并不占优势的黑龙江大和、石家庄永昌,需要和仍有保级危险的新疆队进行苦战。
过程让人吃惊,积分更多的恒丰和亚泰双双落败,而赢得比赛的永昌则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时隔三年重返中超。
这背后暗流涌动,有多少俱乐部渴望晋级中超,又有多少球员渴望晋级?被资本洪流卷走的中超,不再是大众眼中的抢手货,反而成了烫手山芋。中国足球怪现象不断涌现。
经营中超俱乐部是不是一个无底洞?
从商业角度来看,投资中超俱乐部并不是一桩赚钱的生意。
是新三板上市公司,会公布详细的财务报告,从这家豪门俱乐部的财报数据中,我们就能一窥全貌,看看中超俱乐部的运营有多艰难。
据恒大俱乐部2018年财报显示,其去年营业收入6.02亿,而营业成本却高达24.3亿,收入主要分为广告收入、赛事奖金、门票收入、其他四部分,其中广告收入4.6亿,占比72.85%。
这部分收入有些虚增,因为其主要客户为恒大地产集团(销售额3.57亿,占比59.27%),恒大地产为恒大俱乐部的母公司,双方存在关联关系,恒大俱乐部从中超联赛获得的收入为7299万元,占比12.11%,其余三大客户占比较低,部分也是其关联企业。
总体来看,恒大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自母公司的输血和中超联赛的分红。2018赛季,恒大夺得联赛亚军,按照相关规则,其分红仅次于上海上港。2016年中超联赛的分红情况披露,当赛季夺冠的恒大分红超过7000万,创下纪录。两年过去,中超联赛的分红数额变化不大。
中超公司的分红主要来自版权收入和广告等其他收入。在目前的版权周期中,中超联赛的版权价格是10年110亿,在这十年中,版权收入分成是固定的,广告等其他收入的浮动比例有限。而且与投入相比,中超公司分红的数额简直是九牛一毛。
赛事奖金方面,去年恒大获得收入7177万元,门票收入4123万元。去年,恒大在中超联赛和亚冠联赛中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奖金和门票收入均有一定程度的缩水。2017赛季,这两项收入分别为8300万和4700万,差距并不十分明显。
如果没有母公司变相输血,恒大俱乐部在市场上很难赚到5亿以上,生存艰难的小俱乐部赚得就更少了,核心收入还是来自中超联赛的分红(约6000万),加上其他收入,恐怕很难超过2亿。
保级队需要多少投入?年初,河南建业老板胡葆森曾抱怨球队一年亏损至少10个亿。知名媒体人赵震在微博上透露,中超俱乐部一年亏损至少10个亿,即使投入三四亿,也难以保级。
经营一家中超俱乐部最保守的估计也要亏损一两亿,像建业这样亏损10亿的俱乐部还有很多,一家中甲俱乐部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支撑,就算晋级中超也是亏损,每年的巡回赛都会留下一个巨大的账目漏洞。
四大帽子真的有用吗?
不过,对于中超联赛的投资者来说,也并非没有好消息。
去年底,中超四大上限正式公布,其中就包括对俱乐部投入的详细限制。根据相关财政政策,2019年中超俱乐部支出限额为12亿元人民币,俱乐部投资者注资限额为6.5亿元人民币。而2018年,俱乐部支出限额分别为11亿元、9亿元人民币,投资者注资限额分别为5.6亿元、3亿元人民币。
出台支出和投资限额的初衷当然是好的,在目前的军备竞赛中,中超联赛只剩下少数本土豪门,大部分中小俱乐部都苦不堪言。
但即便如此,亚泰和恒丰为何还是对晋级中超联赛无兴趣呢?
这项财政政策规定了投资者的投资额度,但很难明确关联公司之间的商业往来。以恒大俱乐部为例,恒大地产集团向俱乐部支付的广告费大概很难计算。投资者的注资。这里面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此外,这一支出限额对于上海上港、广州恒大等顶级俱乐部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制约,对于大部分保级球队来说,9亿元依然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数字。
头名球队的支出受到一定的限制,实力必然会下滑。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级球队的竞争压力减小了,可以减少投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这样的限制下,保级球队也很难在实力上与豪门球队抗衡,保级球队之间更多的是互相竞争,谁减少投入,谁就很可能被推下悬崖边。
想要在中超生存下去的俱乐部,未必敢于缩减投入和支出,来自关联公司的广告费可以规避投入限额的问题,而从支付额度上看,无论是11亿还是9亿,对于中小俱乐部来说,依然是沉重的枷锁,这一限额仅对顶级俱乐部有效,对降级俱乐部缺乏约束和保障。
问题的真正症结究竟是什么?
中超资格赛成为祸害,不仅仅是因为投入太大,更重要的是俱乐部缺乏创收能力。王健林曾说,“投资足球是赚不到钱的。”(当然,他后来主动反悔了,算是后话了)他的儿子王思聪甚至用脏话来问候投资足球的人,据说他后来还被王健林教训了一顿。
王健林的说法没有错,目前中超俱乐部获得的版权分成、比赛奖金、门票收入都无法填补运营留下的缺口。
而且版权分成和赛事奖金都与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息息相关,限制俱乐部投入和投资者投入金额会产生悖论,投入的减少必然会影响中超联赛的观赏性,进而对品牌价值、广告收入和版权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中超联赛门票收入过低,有国情和历史原因,即便是拥有金牌球市的恒大,一年票房收入也不过4000万。相比之下,9月底的马德里德比,最低票价250欧元,可容纳7万球迷的万达大都会球场座无虚席,这样的票价即使在欧洲也算高了。
中超联赛中,大部分球队主场上座率并不理想,即便是恒大、国安等顶级球队,门票价格也不高。
如何提高中超俱乐部的变现能力,让足球投资盈利,是中超联赛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单纯的限制开支和投入,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俱乐部的困境,还有可能导致中超联赛陷入困境。
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富豪投资中超俱乐部,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带着政治投机的目的,希望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
相对理性的投资者会选择徘徊在中超门槛之外,哪怕只需要一场不算太难的胜利就能进入中超,也会选择接受一场略显屈辱的失败。
见证了20年中国足球的奇怪现状,我已不再感到意外,希望孵化中的中超联赛不再是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而是一锅没有新内容的新汤,能够真正解决中国足球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