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探照灯：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首站老舍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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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季风、热带季风、高原山地，这些互相矛盾的名词都指代着云南。夏季，从印度洋吹来的西南风，带来云彩和色彩斑斓的景色；冬季，少雨多风，高原没有阳光那么灿烂。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天空清澈无云。云南有红土地、蓝天、白云和变幻莫测的光线，构成了云南壮丽的自然景观。段爱松、陈鹏、何小梅、雷杰龙的作品，构成了一本独特的小说集。在我思索之时，上述画面从我的脑海中滚滚而出，栩栩如生。我想借此机会与四位小说家讨论一下，地域空间视角如何为我们审视地方文化提供生动的灵感和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

新批评

《四重炸弹：一部七十年代的昆明小说》

段爱松/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4月

其实，中西方人们早已意识到地域文化对人们精神文化想象的影响。法国浪漫主义先驱斯塔埃尔夫人以南北划分法设计法国文学，泰纳则进一步将环境作为文学生产的工具，这是西方文学物候起源说最早的来源之一。孟德斯鸠则更进一步，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类型和文化形态的重要影响。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的中国文化可能比西方更早地总结出地域意识的规律，如《楚辞》与南方地域文化的关系，最迟由刘勰阐明清楚。不同的概念逐渐形成系统的认知，梁启超在《论地理与文明的关系》等文章中提出了地域文化的概念体系，地理史观盛行一时。积极的想象建构也造就了自觉的写作意识。 浓厚的江浙学风、燕赵悲剧、湘湖学派、儒家思想、孟子哲学，为本土语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撑。从这个角度看，云南文学的境况与民族和国家的积极建设息息相关。云南的生态、民俗、历史等因素共同夯实了其文学多元的丰厚土壤。

东川红土地

云南的文化包容复杂，佛教、道教在这里不仅相互竞争，也相互论辩、相互融合，少数民族的原始信仰和风俗习惯也是独特的精神文化财富，不断起到提醒的作用。这些特点的叠加，造就了如云南红土般壮丽的地质层。但对于地域文化的长期储氧能力，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客观地说，云南的昆明其实是一个热闹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文学边疆。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南联大文化团和军旅作家的影响下，云南承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峰，也是社会主义文化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云南文学自然地逐渐形成了“边疆与民族”和“城市与现代”两种传统。改革开放后，高耸的云贵高原与其他地区一样，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 然而，当城市生活高度统一、乡村命运模糊时，“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问题，在存在主义思维和欲望重量的两极之间摇摆。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文化多样性似乎难以找到其物质支撑，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云南的本土特色和本土化更是难以成为看得见、可知的存在。因此，如何不断尝试在孤岛般的生存状态中平衡自我心灵的独特个性与广泛的文化共性，是一个难题。从这个角度看，本集四部小说也展现了选择者的心血与眼光。

云南文化充满神秘色彩，但这种神秘只能起到配角的作用，因为20世纪文学的主流是刚毅、宏大的，浪漫、鬼怪的魔幻魅力只能时不时地复苏。更重要的是，文学的高尚、纯粹的文学感，在当今浮躁的时代，是否还能保持自尊、自立？文学的神秘色彩，又该如何被认真挖掘？

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文化的多样性似乎很难找到其物质支撑，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云南的本土特色与在地性更是难以成为看得见、可知的存在，因此，我们不断尝试在孤岛般的生存状态中，保持独特的个体灵魂的同时兼顾广泛的文化共性，成为了一道难题。

段爱松的《赎罪》给了我们一个严肃的答案。在《赎罪》中，每一个器官和组织都脱离了生命，独立叙述。受害者的身体逐渐与凶手的心灵融合，一起接受审判。这种令人恐惧的堕落和转变，展现了自我的启示。段爱松将一般意义上的“罪”上升到一种普遍的存在状态。罪过和救赎是两码事。罪过只是要承受灵魂的纠缠和世人对罪的报复，救赎首先宣告没有一个无辜的人可以置身事外。既要在人性的白色中寻找黑色，感受无辜罪过的痛苦，更要在黑色之下寻找黑色。挤出真正的白色。古滇国神话中的家族命运、神兽等，都被收录在这部复杂的小说中。 我的理解是，历史有自己的罪孽，但必须用每一个肉身去承担罪孽和惩罚。生死轮回的果实是人类意识的最终价值。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的先锋态度，这样的探索永远都无法完成。

段爱松以笔驰骋在“金銮城”，勾勒出一幅深邃的精神地图。在救赎方面，段爱松的文学先锋姿态有着古典的内涵，有着巴尔扎克的雄心壮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良知，其写作思路之精微，非读者凝神凝神、屏息凝神不可。这让我想起了段爱松的小说《金銮曲》的复杂、壮丽和多彩的摇曳。

相对于段爱松的深邃、古怪的风格，陈鹏的小说充满着直接的生活体验和个人情趣。陈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有热切的文学理想，有坚强坚韧的运动员作风，有相当现代的组织沟通能力，有海明威的气质和强大的执行力。足球场考验的是与人正面对抗、肉搏的勇气。因此，他的写作风格也是丰富饱满、坚硬朴实的。

陈鹏的《绝杀》最贴近日常琐碎的生活，也提供了非常真实的世俗人性的偏差与矫正路径。前锋，足球队的精神支柱，放弃运动员的职业道德，是这位跑步少年向世俗生活做出的妥协，但这一弯路换来的却是彻底的崩溃。他不仅伤了腿，队友反目，妻子离他而去，还失去了几年通过跑步证明自己的时间。在生活的压迫下，这个未老先衰的中年人崩溃到了绝望的状态，变得卑鄙而平凡。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体会到道德法则，因为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苏格拉底的名言“我自知一无所知”正是这种矛盾的表达。这种挣扎与失败，一次又一次成为我们生活的真理。但他在当代问题中，不仅仅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个体，更是一个启蒙者。作为运动中被赋予灵性的“人”，我们并没有放弃拾起道德尊严的努力。作为处处受制的普通人，他只能用流血、受伤来象征性地救赎自己的道德。这种情怀是宗教信仰的前兆，但一个女人（哪怕她只是出身可疑，并非“无辜”）的出现，却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她看着他，让他承认自己的卑鄙和懦弱。她也要见证他的重生。陈鹏对生活的正面进攻，就像他运动员般的体魄一样坚强勇敢，也是对他小说最好的写照，这些小说如同司汤达对人生的描述，成为“路上的镜子”。

梅里雪山

“永恒的女人指引我们前行”，我非常同意歌德的观点。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但女性作家笔下的善与美、亲情与爱情似乎更加永恒，这并不是软弱。我在《人民文学》做编辑时，注意到何小梅的小说。她的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第一段，总是确立一个吸引人的主题。诗的语气非常生动，预设了一个精彩的叙事过程。她一向擅长写爱情和女性细腻的生命敏感度，而且大多取材于东巴文化背景，比如《宾马拉燃烧的心》就用一个女祭司家庭的命运来探讨人性和神性，关心大自然最细微的震动，表现出一种广阔的关怀。在短篇小说《连长的耳朵》中，何小梅写的是几十年前的那件事。 不需要具体的数字、任务、时间和地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精密、数据化的战争，一场对家园和尊严的无声吞噬。军事档案中的几句话，怎么能掩盖住每一个目击者的生活？情绪和真实的细节。历史，特别是战争史，有时提供战略依据，有时是放在人性深处的显微镜。何小梅讲的故事，和段爱松一样，是典型的寓言。在云南，讲的是普世的人性，这是何小梅的高度。 巴尔扎克在《老高老头》中对沃吉拉尔公寓的描写十分细致，但面对历史，何小梅显然选择了一条小路，她把重点放在了淡淡的声音和色彩上，展现了伟大历史的细节，翠绿的丛林和玉佩，体现了红血丝的心灵和人类的情感，斑鸠的叫声悦耳动听，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所以，何小梅到达的地方，是所有优秀作家聚集的应许之地。

洱海

谈古论今的雷洁龙，看似一个谦虚的作家，我觉得作家之间没有价值观的差异，只是态度的差异，在今天，作家的身份往往是一种自我态度的设计和建构，但雷洁龙却十分谨慎，近乎贴地，这种叙事姿态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转换感。他的《斗鸡》用的是目击者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和叙述者贾昌一样古老，他没有去考虑困扰80年代后几乎所有作家的问题，如何在形式上做出些许反转，也没有想抛开历史，建立自己的叙事王国，用斗鸡和养鸡人的命运勾勒出盛唐的转折点，把零散的历史材料变成一个个细致的故事，很符合我这几年对历史小说的兴趣。 因此，我擅自以己之力评判他人，理解他的写作。我也写过《玄奘对唐太宗四说》等历史小说。在我看来，时间的距离让我看到了更多的真实，这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当然也能看到，但我认为小说是历史最好的表达形式。人有悲欢离合，这是千百年来的规律。而我愿意尊重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伦理规则。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时代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文化传统也是如此。所以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愿意转换的坐标，然后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内磨练作家个人的理解和语言能力。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历史小说显然也是当代小说，而雷吉·罗恩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一类型的绝佳文本。

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时代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文化传统亦是如此，因此，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愿意皈依的坐标，进而磨练作家的个人理解与语言功底。

四位云南小说家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小说的成就与希望。其实在《海国图志》、《英环志略》等战略地理作品中，边疆地区的政治处境就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云南是一块矿产资源丰富的土地，不断滋养着其他类型的文化，与之形成微妙的平衡。云南的作家，因为已经身处边陲，所以可以转身拥抱一切，我钦佩他们写出佳作，也希望见证他们写出更多好作品，构建我们宏伟的文学想象图谱。